“在中国，付先财并非孤立一人。中国资本主义不断快速发展，新的社会运动随之产生，付先财是这一运动的典型。这一运动具有地方特征，针对腐败的共产党干部和工厂老板，领头人是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去年公安部统计的八万七千次抗争活动都是这些组织所为，这些活动都遭到禁止，媒体也不能做有关报道。

这些抗争人士并不以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绿色和平组织或波兰的瓦文萨为榜样。现在，中国又产生了早期毛泽东主义，它建立在朴素的主张平等的基础之上，要求公正。面对无所不在的腐败，抗争领头人认为现在缺少的正是廉洁执政。他们奋起抗争时并没有明确的民主和法制观念。这些西方思想可能在大都市的政府顾问、律师、教授和环保组织中产生共鸣，但在下面省里的农民和工人那里很少有回响。像付先财这样农民的反抗只有与北京、上海的党内和大学精英联合起来才有前途，但这也是党的镇压机器竭尽全力要防止的事，所以它主要攻击下面省里毫无抵抗能力的抗争人士。”

同时，城市中维权组织像民主的幼苗刚刚出土，共产党虽然不愿看到这些幼苗长大，但只要它不提出政治要求，仍然可以存在。明镜周刊记者在中国访问了几位维权人士后写道：

“过去几年，中国许多地区产生了无数非政府组织。退休人员、教师、工程师、甚至警察都投身环保、要求司法公正、改善劳动条件，其中有所谓的‘赤脚律师’。北京的高智晟就是这样，无论农民受到不公正待遇还是出租汽车司机工资过低，他总是亲临现场。还有盲人民权人士陈光诚，他抗议山东省强迫妇女堕胎。

他们从共产党专政中打开了一条通道，他们是中国这个庞然大国中公民社会的幼苗。这个国家正在目标明确地向世界大国崛起，但对民主则尽可能越少越好。

不过大步向前跃进的北京领导人现在认识到，可以利用这些组织缓和社会紧张局势，同时它也是国内气氛的感应器。对其它一些活动，他们就感到不舒服了：在他们看来，工人的自由组织会威胁稳定。艾滋病救助人员也使共产党恼火，因为他们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党本想回避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