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犯了什么罪，偷盗、抢劫、杀人，还是在宗教信仰、政治上违反政府规定，你都得自我检讨。我写了很多检讨书。我必须谴责我自己。你不能说你是无罪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罗希与关注中国劳改制度的学者、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劳改制度幸存者一起，强烈谴责中国的劳改制度，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人。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的报道。

长期以来一直为改善世界各国人权状况摇旗呐喊的南希－佩罗希五月四号在华盛顿举行的“苏联古拉格和中国劳改”的国际会议上，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劳改犯，并接受国际社会监督：

“今天我们再一次呼吁北京释放劳改营中成千上万的被关押者。这些被关押的人唯一的罪行就是要求拥有他们最基本的人权。我们还呼吁北京开放劳改营，让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

美国国会众议院去年底曾经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劳改决议案”，谴责中国的劳改制度，并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杜绝中国劳改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的劳改制度是从前苏联的古拉格制度衍生而来。由劳改基金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共同举办的“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会议上，首先有学者就这两个制度的异同做了介绍。

苏联的古拉格制度建立于二十世纪初期。写有古拉格历史专著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阿佩尔鲍姆说，从1929年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苏联总共有一千八百万人进过古拉格营地，成千上万个营地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她说被抓进古拉格的大多是工人、农民，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劳动。阿佩尔鲍姆说，这是苏联古拉格和中国劳改制度区别最大的地方：

“主要的区别在于思想改造。苏联在理论上是想这么做，但是由于当时劳动力短缺，就忽略了思想改造这方面，而只关注完成生产任务。古拉格在苏联就是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强迫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生产。而中国劳改制度虽然也要生产，但是劳改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改造思想。”

“不管你犯了什么罪，偷盗、抢劫、杀人，还是在宗教信仰、政治上违反政府规定，你都得自我检讨。我写了很多检讨书。我必须谴责我自己。你不能说你是无罪的。”

所以，吴宏达说，从中国的劳改农场出来的有两种产品：一是劳动产品，二是被改造了的人。

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在中国的劳改营和监狱中被关押过的受害者讲述自己的经历。

热比亚原是新疆维吾尔族女企业家。1999年她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处八年徒刑。她在狱中被关押大约六年后，已于去年获释来到美国。她说，在监狱中，政治犯的待遇远不如杀人放火的刑事犯：

“我还发现狱方常常叫刑事犯来监督、骚扰政治犯。看着我的就是一个毒品贩子。他们为了警告我，非人地虐待我旁边一个牢房的女犯人。我听到她歇斯底里的喊叫之后浑身发抖。”

原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演员吴亚山1958年被打成右派，在青海的劳改农场度过了20年艰难的岁月。他说起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的经历：（录音） 吴亚山说，他在劳改队里经常挨批斗。有时一连一百多天天天挨斗、挨打，后来被打得受不了了，夏天批斗他时，他都要穿上棉衣棉裤。他还说，他有两次差点被饿死，两次差点被打死。

现在在美国布朗大学做研究的徐文立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曾经在中国的监狱中被关押16年。他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回顾他的经历，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劳改制度要比苏联的古拉格更加残酷，但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劳改制度的认识远不如对古拉格认识那么深刻？他的观点是，中国还没有出来一个象苏联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从内部揭露这个制度的黑暗：（录音）

中国现在已经很少用“劳改”这个词。1993年吴宏达曾经在美国提议，应该把“劳改”这个词象苏联的“古拉格”一样收入各种语言的词典。第二年，出于对国际形象的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使用“劳改”，一律改称“监狱”。但是，2003年，“劳改”一词终于被收入英文的牛津词典。吴宏达深感这个词的沉重：

“这个词是人们用鲜血和泪水写成的。这是关乎人权的问题。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不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会有美好的明天。”

为了纪念世界上所有共产国家的受害者，美国有关方面正在筹备在首都华盛顿设立一个“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纪念碑的设计已经确定，将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来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毫无疑问，中国劳改制度的无数受害者也将在遥远的美国得到纪念。

在中国的劳改营和监狱中被关押过的受害者 本台记者申华摄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罗希在会上发言 本台记者申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