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普遍认为，被指派介入杨佳案的律师谢有明不适合做杨佳的辩护律师，原因有两点：一，他是上海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与受害人单位闸北警方属同一“老板”；二，是他发表了“杨佳精神状况正常”、“法律意识强”、“估计是死刑”等不利于杨佳的言论。然而，事情的戏剧性在于，“法律意识强”的杨佳偏偏选中了谢律师和他搭档，而拒绝了父亲为他聘请的另一位律师。

报道这一消息的新华社电讯中暗含了一种解释：杨佳和父亲关系不融洽，他只信任母亲，这两位律师手里的材料上有母亲的签名。更加戏剧性的是，扮演着如此关键角色的杨母，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案件发生的当日下午，杨母被警方带到北京大屯派出所配合调查，随后就和亲属失去了联系。亲属到派出所去询问，得到的回复竟然是按走失人员报案。带走她的是上海警方，但上海警方称不知情，或曰“此案侦查阶段结束，不再发布消息”。要知道，如果一个公民被警方带走，然后就失踪了，那么这是另一桩案子了，而不是“此案”。这一桩案子本身就非同小可，加上与“此案”的关系，自然备受关注。警方有责任向当事人的亲属和社会公众释疑解惑，而不能以“此案侦查结束”为由来搪塞。

就“此案”而言，杨母是在何种情况下委托律师的，杨佳是否知道母亲失踪的消息，显然是不容忽视的情节。

这一起惨烈的袭警案发生后，虽然网络上有人为杨佳叫好，但是主流舆论无疑是同情受害民警。如果杨佳的确精神正常，那么死刑判决应该确凿无疑。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越要谨慎行事，不要让正义的伸张因为细节的不当处理而受挫。

我想起美国的辛普森案。至今还有很多美国人相信，在１９９４年夏天的那个夜晚，辛普森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前妻及其男友。当时警方也“人赃俱获”，“铁证如山”，但是最后陪审团裁定他无罪释放。辩方首先指出，警察是“在没有获得搜捕证的情况下非法搜查民宅”，拿到的那些证据都应该视作无效。最要命的是，办案主力警察福尔曼被辩方指控为种族歧视者。他在法庭上宣称自己从来没有用过“黑鬼”这个歧视性词语，结果辩方找到一盒录像带，证明他在一个短时期内把这个词用了数十次。当法庭上出现辛普森戴不上那双血手套的情节时，陪审团基本上相信了这位黑人明星是遭到种族歧视者的陷害了。

这一场“世纪审判”使得警方备受打击。“在世界面前，洛杉矶警察局威信扫地。现在我们都得为此付出代价。”但是和我们一些舆论推论相反的是，并没有因为可疑的辛普森没有受到“严惩”，美国就杀妻成风了；此案的正面收获应该是，警察在此后办案的过程中不得不更加严守法律程序了。

中国的法律和美国并不完全一样，杨佳也不是辛普森，上海更不是洛杉矶。然而，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上，显然有一个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也都承认并坚持的“普世价值”。舆论呼吁此案异地公开审理，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把这种呼吁误认为是对凶杀犯罪的支持，而会理解成是在细节上对法律尊严的维护，也是对警方收获更多公众信任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