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政府一直在宣扬：人民公安为人民，为纳税人服务，为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权服务。公安的存在，意味着公众的安全得到保障。这应当是常理。可是，任何人决不会想到，公安的出现则使稳定的局势变得混乱；公安的在场，则使公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并且，公民们可以自行处理好的事也变得困难了（在这里，我并非说整个公安的存在变得不必要，而是质疑，某些地区的公安已经成为一方人民的祸害）。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太多，我只说说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

我名叫徐国庆，家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溪北派出所管辖的地段。曾是个小产业家。自从参加"89、64"民运和1995年贵州"中国民主党"组建等等活动后，一桩桩怪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今年的"3、20"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原先是邻里纠纷的事，隔壁邻居有纠纷，还可依理自行解决，一旦依靠当地公安，反而使事情激化，公安不能正确处理不说，还出现了更大的伤害。

举例1：

3月20日中午，我与邻居发生纠纷，为怕事态扩大，我们想到了求助于当地公安。希望公安派出所的出面，作为中间人，代表公正秩序的机构能制止任何坏的事情发展。于是，我们就主动找了公安。

下午同三名公安乘警车到现场，我们目睹，下车的公安不是来执行公务，反而成了另一方来问寒问暖的朋友。在问寒问暖过后，我与我的夫人遭到了对方七八个人的一阵拳打脚踢的围攻。被打得晕死过去的我，公安可以不顾死活，却开着警车拉走了对方一凶悍打手。

举例2：

平时每到"89、64"，或"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等敏感日期，当地公安是不请自到，还百般问候。出了这事后，我们接连不断拨打了6个110的报警电话，却一直不见110的警员出现场。我不需要公安时，公安不请自到，当我需要公安时，公安则百呼不到。

在未找公安时，我们还可以避祸，我们与对方还不至于有这种大的冲突。找了公安，我们则被打伤。公安的警车不载走伤者，反而载走了凶悍的打手。执行公务的公安如此，置我方于另类。

举例3：

出了"3、20"事件后，我们双方家人还能坐下来商量，并曾私下协商私了的解决方法。并达成协议：由对方赔偿我方医疗费了事。3月28日，我们到派出所，给袁所长讲到此事。还是请派出所出面做个中间人，在赔偿医疗费时到场，以了结此案。

谁知，公安派出所知情后，在对方答应赔偿医药费规定的时间内，却出现了一推再推的事。

为此，4月2日，我们到派出所找了袁所长，希望协助解决。袁所长答应下星期一、二处理。下星期直到四，还不见解决。4月10日，我们打电话，或去派出所，再找袁所长，袁说，本星期内解决。本星期五，对方来派出所大吵大闹一通，派出所说改日再处理。

直到一个多月过去，对方时常在街上搞人身攻击和辱骂，派出所仍然在说要处理好之中，然，始终是不作为让事件任意发展。

在我们搬家来到此地，位于贵州大学之地时，当地公安就有说辞（某副所长），说我们居心叵测，是贵州民运人士安排到此地搞大学生民运工作的，居住这里不妥，意有要想法撵走之意。如今，正好遇到"3、20"事件，公安不作为是否有因？

我们不希望中国的公安走向公报私仇的丑陋境地，我们不愿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愿意看到一个无党派偏见，公允的、中立的、超越世俗的公安部队出现在中国。

那么，就请受纳税人养育的公务员们有所作为罢！

贵州民主人士：徐国庆

2008-4-26于贵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