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一对双胞胎，除了得到些做父亲的快乐外，也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体悟。

先是这一点就让我感触很深，中国朋友，包括自己的父母见到这两个小东西或是他们的照片第一句话，十个有九位必问“哪个是大的？”。……我常语塞，不知如何作答。——只两分钟之差，大小有那么重要吗？与此相比，外国朋友就几乎从不问这个问题，都以名相询。以男孩子来论，他们一般都是以brothers，frères来称谓一家中的兄弟。有时候听他们介绍家人，常常还要费口舌去了解，他是哥哥或是弟弟；大小对他们好像没那么重要。不过，对中国来讲，问这问题自然有道理：不区分开大小，“那谁管谁叫哥呀？”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长幼有序，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检审甚至是批判、扫荡也一个多世纪了，但这些文化基因依然在这些无形的文化濡化中浸染着人们的思想，塑造着人们的行为。缺了这种框架，好像人们的行为便失去些规范，有些无可适从。

大小排过，就像梁山伯好汉们一样，便有些相应的规矩要照着办。（孔）“融四岁，能让梨”这是从三字经就开始要灌输的美德，却总是让我觉得有点疑惑：一个四岁幼子，偏偏让他压抑自己吃梨的本能愿望，去迁就成人们立下、以成人的眼光评定高低的规矩，以现代的角度看，是不是有那么点不人性？不过，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依据这些价值，人们又设定许多行为规范，以今日的标准去臧否古人不见得合适，但照着古人的标准喋喋不休去教导今人，肯定也是得不偿失，还要出很多问题。毕竟，时代变了，条件变化，许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也要跟着变化。古人看着一个孔融一样的孩子四岁让梨，是件很值得赞美的事情，但今天的人看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当仁不让，天真地鼓着腮在吃梨也会觉得是件很自然美好的事情。《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是些古人绝对的价值标准，也有那么一些相应的制度和行为规范，但今天肯定是不能照搬了。或许，有些价值可以提炼升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被赋予新的生命，但要人们按照这些价值标准原封不动地生活，肯定是迂腐不堪。问题是今日中国，好像还真有那么些不知今世何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在那样鼓吹，其中的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应该清楚，让梨的前提肯定是梨少，梨的丰盛就不必存在让梨的必要。当梨子可以几公斤、几公斤地买回家，家中又只有独生子的时候，这个让梨的问题就不成立了，虽然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提倡人们之间的彼此谦让。父慈子孝还可以提倡，但兄友弟恭就不一定做得到，夫义妇听更不见得有道理，君仁臣忠就得彻底放弃……总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冯友兰先生提倡过对中国文化要“抽象继承，具体否定”，还是有其道理的，事实上，所有的文化的传承从本质上也都是这样进行的。对让梨的故事所表现的价值大概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对待。而且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只要要吃梨，人们还是需要些规范，而且不管梨多梨少，也还是需要规范来帮助人们确定怎么分梨，需要确定分梨的公正原则。

回过头再说双胞胎，对幼儿来讲，对待他们的公平问题肯定是要由父母的言行来实现的。观察下来你发现，两个小东西不到一岁就很自然地开始闹些矛盾，自己眼前的吃的东西、玩的玩具总不是好的，永远是对方的最好，总要抢过来吃和玩，而且也开始争宠要爸爸、妈妈抱。可见，尽管像这两个小东西所彼此表现出的那样，人类彼此间的亲爱是真诚和自然的，但也不能否认其彼此间的冲突性，那也是自然的，很难避免的。显然，这种冲突性就需要公正的原则来调试，需要公正的体现人、执行者。常理来看，父母可能是最无私，最公正的，没有偏向的道理，应该要一碗水端平，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尽管父母对孩子的爱是真心的，但对些孩子有些偏心也很普遍。对双胞胎，可以说本应一视同仁，无丝毫偏向，但问题是谁也保不准他们将来如何发展，也因此谁也保不准随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变动如做父亲的我自己就不会有偏心，对两个双胞胎的公正对待也难免不出问题。

但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孩子，对孩子天然的爱会有助于校正和预防一些偏差。而社会的公正问题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人的传统政治哲学就是拟亲属化，把本来不是亲属关系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要纳入亲属的范畴来处理。老实讲，父母都难免偏心，那些为政一方的官员又拿什么来保证实践社会公正？传统的思路基本上是靠道德内省和官僚系统的监督来进行内外的制约。但前者我们知道，尽管儒家讲了千百年，真正达到那种“爱民如子”的官吏不能说没有，但肯定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些有自己的利益，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会尽量照顾到儒家哲学的要求，在制度的范围内尽可能谋取自己利益、走平衡的普通人。由他们贯彻的公正原则多半也都是些打折扣的东西。碰到吏治松懈，王纲崩解的时代，内少有儒家的道德约束，外不再有强力的制度监督，他们便往往会成为一些祸害百姓的罪魁祸首，社会公正不再。要吃梨全凭巧取豪夺，赢者通吃，孔融式的礼让便成迂腐的笑话。孔融尽管从4岁便以让梨，才华横溢名闻天下，但最后却被江湖混子阿瞒曹操以招合众徒众图谋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杀之，株连全家。其中的荒诞和悲剧性当然不只是孔融一人的，也是儒家和整个中国文化的。

父权崇拜，作为权威象征的父权的形象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但像中国这样在过去的传统时代将其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大概不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中国文化的单元性，政教真正合一。相比起来，西方的父权是双重性的，既体现在作为精神世界的天父身上，也体现在尘世的生父和世俗权力上。两个父亲，自然会带来许多内在的紧张和矛盾，西方历史和现实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西方人也因祸得福，两者相互制约，相互竞争（与天父的竞争方面具体体现在与其在尘世的代表的教会的竞争）发展出一系列制度和原则来处理包括公正在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现代的许多自由制度和思想都与此有关。反观中国，精神的父亲和权力的父亲合二为一，除了指望其将所谓的内圣外王的理念真正落实外，是很难找到真正约束权力主宰者的力量。公正的问题说白了要靠这体现政教合一的人发善心，有大爱，象父亲对待子女一样公平地对待所有百姓。而历史告诉我们，这常常是很靠不住的。

如果说，传统时代与传统价值相匹配的靠父权来主持分配、靠好父亲来落实公正的做法多少还能对付，那今天的时代是便很难再以此为继。原因很简单，不管如何，像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民主不仅是政治上，最重要的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大趋势。众生平等，不再只是佛家的信条，也是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政治和社会的原则和规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公正是要靠利益主体的协商和博弈来完成，不能由一个父亲般的大人物来依据他所认可的、他觉得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落实。分梨的原则、规范和制度都要由吃梨的人依据共同认可的公平原则来确定，主持分配的人本身也需要这些参与分梨的人的认可。因此，那种以为靠上级领导来决定怎样、多少的分配方式先天就存在问题，也很难避免由此引发的冲突和紧张，因为，作为现代人的吃梨者们最重要的事情，比吃梨本身还重要的权利，就是参与讨论自己利益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没有这种权利，就不可能不让人对分梨的公正性表示怀疑，哪怕这分梨过程和结果事实上确实很公正。所以，现代社会的公正问题必须首先确立各种吃梨者、参与分梨者的权利，权利的公正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现代生活的核心。不懂这个道理，不回应这个趋势的国家和个人都注定会失败，遭受挫折。看着两个双胞胎，我常常会更坚信这个道理。

因为你看，那么小的两个幼儿，却已经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孩子的个性，或许有天生的性格部分，可如果你观察一下现在孩子们普遍的个性张扬，你便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文化问题，一个时代的变迁和特质。也许，这个时代作个好父亲会因此变得很不容易，但可确定的是，如果你压制这种个性发展的趋向，你注定会是个失败者——要么长大的孩子有很多问题，让你烦恼，让你感到挫折和失败；要么孩子成为一个更强烈的反叛者，彻底挑战、摧毁你的权威。总之还是失败。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尊重他的尊严和权利，在耐心和关爱中去培养他。这当然不是说没有一些基本的规范和原则，但这些规范和原则最终还是得体现出这种现代民主的价值。养自己的儿子都如此，何况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恐怕就更得把尊重其成员的权利放到首位了。最近，中国人大讲建设和谐社会，但我很怀疑其可行性：不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让人们来参与关于他们自己命运和利益的规范和制度的设立，仅靠官员的赐予，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公正，也就没什么和谐而言的。因为对这些官员的大多数来讲，他们可以在家是好父亲，但绝对不会对待所有的其治下的民众都像对待他自己的一对双胞胎一样公正，至少，这样的官员绝对要比得一对双胞胎更让人难以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