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搞维权的经历，第一我认为改革30年的印象第一就是放在大历史的三峡来看，中国从1945年好不容易上岸的时候，要出三峡的时候，被某种势力踹到了河里，直到今天还在扑腾，稍微比前三十年可能有点放松。第二个我有一个概括是法律上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抢劫的后遗症，我们都知道在法律上如果你抢一个人的东西，把它抢过来之后，你必须反复的证明你自己抢劫的合理性，当然历史的一个总结就是说，由于这个政权绝对是抢过来的，所以说直到今天前30年的严酷年代到今天所谓的泡沫时代，实际上还一直在证明着自己的合法性，前期可以说用谎言来说一个美妙的共产主义憧憬，来证明被抢的人是多少的恶毒，然后否定它，是两方面的谎言，也不能说是谎言，一种原教旨主义相信也可以，另外就是否定，这样回复自己的合法性。今天就叫做纵欲时代，你跟我走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实际上很疲惫，也很无力，就是说怎么能够保障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农民还和你走，这是一个总的判断。

我讲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专业方面的，因为搞维权的。第一个我们谈法律方面的东西，我们爱谈政治改革，法律方面分三块谈，第一我们当然承认这三十年进步了很多，我不谈进步，我谈特别沉重无比的话题，你比如说立法，立法是改革最早的是从立法开始突破的，频繁的立法，以前无法无天，现在是立法，立法我现在的总结出现了两个最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个立法过程中民众的严重缺位，立法中现在终于出现了无论政府主导也好，现在已经绝对是一种利益分飞过程中，这时候在我们的立法过程当中，严重的缺乏民众的参与，这是一个。第二个大的判断在立法层面上就是最大的立法活动现在静悄悄，一点没有，什么叫最大的立法活动？当然就是我们的宪法，宪法显然不是修改的问题，现在稍微学过法律的宪政常识都告诉你们了，宪法完全是推倒重来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最大的立法活动没有，就是出现了我们现在的不伦不类，党依然在法律之外，虽然规定了党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但是有一条坚持的领导，所以这样就非常尴尬，立法活动是这样的。执法上我们首先承认进步，执法机关，行政机关无论怎么对它不满，无论怎么来说，相比来说，它的法律化，规范化意识在增强，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大伙都谈到的非常恐怖的问题就是说，用法律的语言表达，党的行为不能法律化。

刚才王贵秀老师说要界定党权，党权是当然要界定的，因为大伙都能理解，党在频繁的行使自己的权力，权力是使人服从的力量，但是一丁点的救济手段没有，我们一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坚持共产党的法律之下的领导，科克的一句名言，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换，现在党在跳出法律之外，我们现在可以说，最终的努力可以达到党在万人之上，但是在法律之下。比如说中宣部一道命令可以把一个记者叫过来，一个小纸条还打电话，也是一种黑帮化的统治，我们公开的批判统治，你给个纸条明确说你的书能出，这样来说，就有法律上的申诉权，申辩权，现在全没有，我们已经到了公开呼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请党走上前台来，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谈法律的第三块，在司法上变化也很大，我们要真的总结改革这三十年的司法体制变化很大，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根本是镂空的，现在频繁出现的这种维权案件可以发现司法的这种无力化，司法已经到了不但是法律问题，而且我认为是统治者最应该注意的一个最巧妙的政治问题，司法也道防线，频繁上访的人第二还有一些大量的案件被挡在法律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法律产品是无效的，没有意义。上访的人也得到了判决，但是没有得到公平的，这是最为关键的，我们所有的这些维权关注市场变革的问题。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反思改革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前两天孙老师提出的，现在大张旗鼓的反对两个范式，稳定能压倒一切。百年宪政史，你看民国的时候，真的像教科书一样，无论谁玩，无论军阀玩还是学者玩，真的是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在我们有共识，我们除了纵欲之外，我们除了欲望，除了挣钱之外有共识吗？我们民间是哭爹叫娘，这就很麻烦。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在现实的路径选择上，改革的建成在断送，断掉一切的，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表达，把市场还给市场，土地的还地于民，该还给谁还给谁，改革的前途我认为就是断送。文化上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实际上我们现在真的像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所说的，梁启超当年说中国第一要务是做新民，我们现在提出新的口号叫再造新民，这种是文艺上的共同的精神废墟和垃圾每天在我们这儿上演，真的像田壮壮说的，我们中国的电影，中国的新闻，中国的艺术永远不在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范围之内，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说造成了我们今天除了经济之外的，政治法律之外的最大的精神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在文化上我提出一个叫再造新民，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据2月17日中国改革30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