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在节日时节，让全体国人都感到了额外的寒意。

雪灾是自然灾害，这人人皆知；天灾人祸自古相连，也是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但在一个日渐现代化的中国，在“大国崛起”的震天响的口号声中，这样一场大雪给人们生活和生产带来的损失和困难，让官方尴尬，让民间愤懑和困惑，也让人们不得不好好进行一番反思。

现代文明是风险文明，有其内在的高度风险和脆弱性。西方学术思想界“风险社会”概念的出现，就是对这种意识的一种理论概括和探讨，最近这二、三十年国际上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鲜少不涉及这个问题。最知名者，当属英国的吉登斯（Giddens）和德国的贝克（Beck）。

面对清楚意识到的风险，像通常一样，常常会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弃绝现代文明，回到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社会状况。这种主张常常不绝于耳，也会间或有人付诸实践，但不管这种思路在一些人中怎样得到认同，怎样强固，整体上看，并没有阻挡现代文明的脚步。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毕竟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们的认可，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是显见的，人们也很难放弃因此得到的那自由的愉悦和物质上的便利。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症只能靠现代文明本身的不断调适、不断完善来加以克服。这种思路中如细分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式的，像马克思那样，认为现代文明的弊病只是一时、一地或是一种制度造成，改变这种条件，现代文明就是人间天堂，而人类理性的设计是可以帮助人们达成这样的使命。还有一种谨慎的、相对的态度，在肯定现代文明的同时，对其弊病报一种切实的、正视的变动的态度，循着一种可能的途径，不断地去修正这些弊端，但不抱那种一劳永逸可以解决弊端的设想。前者是计划体制的哲学基础，后者是现代开放社会的管理理路。

本来，依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理路，接受后一种谨慎的思路大概是比较正常的，但在种种内忧外患的作用下，百多年来对国人影响最深的思路恐怕还是前者。个中的缘由非一句两句可以黎清，但文化的危机肯定是一种重要原因，这里放下姑且不论。但这种思路对国人就现代文明所采取的态度影响至深却依然还是一个需要面对的严肃的问题。以这次雪灾来看，不管具体的成因如何，但造成如此严重的灾情跟信息的不畅，官僚系统的麻木，缺乏现代的风险管理意识有很大关系。

如以信息的传递为例，现代文明的一个关键在于信息的正常流通和获取，如果说，风险从本质上无法全然规避的话，如何预防、应对风险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信息的正常流通。而恰恰在这点上，现行体制存在巨大的弊端。从非典到松花江污染哈尔滨断水，再到此次雪灾，无一不暴露出这种体制在信息流通上的灾难性的弊端。我们知道，计划管理的核心是对信息的管理，这种体制在运行模式上来自前苏联，信息流通为单一渠道单向的，官僚阶层因自身的利益所在，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层层截取筛选信息，而最终达至各级决策者的信息通常是不完整和过时的，因此做出的决策也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美国政治学界的著名学者、耶鲁大学的教授David Apte先生多年前在跟笔者的一次闲聊中提及，早年他的同事朋友、后来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就跟他提过：苏联制度造成的信息阻碍，有一天会让这个帝国崩解。事实上，切尔诺比利电站危机是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走向信息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压垮苏联帝国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一。

文革后，有批评者称我们国家现行体制是“秦始皇加斯达林”，也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比前苏联可能还要严重。秦始皇所谓的“车同轨，书同文”，其目的显然也是在增加信息和人员物资流通的速度，在那个时代自然有其重要，但这些没有让其免于速亡的命运。如还从信息的流通角度看，原因在于，这些硬件上的改变只解决部分问题，如果缺乏其他软件的匹配依然解决不了信息的有效流通问题：车虽同轨，但可以不开，缓行；书虽同文，却可以谎话连篇。信息依然不能有效流通。49年建国后，官方在通讯的基本建设上花了那个时代所能承付的最大努力，但并没有防止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发生。如果说毛泽东有意饿死人那肯定是冤枉他，但他所借鉴来、借以统治中国的体制是很难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的。看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毛泽东知晓一些大饥荒的真实情况后决定不吃肉，宋庆龄去劝等等。如果我们只听取宣传，去记着毛主席不吃肉了，肯定就会感激莫名，而把问题的实质忘掉。事实上，当年也就是这么一个新闻让许多人感动不已，忽略毛泽东在造成他自己也不吃肉的这件事上的责任。主席可以因饥荒不吃肉，天下百姓可能就要因此吃人。在这些事情上，用一种道德的角度去赞美或是贬低都会有其偏颇，重要的是与权力相对应的应负的责任。这次大雪灾，你可以见到那些吃得很肥胖的官员和警察在第一线抢险，这我们毕竟还是要肯定的，但如果因此感激涕零，忘记可能就是这些人把事情搞到如此糟糕的地步，那我们就还是没有长见识，没得教训，下次遭罪的可能还是我们。人是复杂的，不能因某人抢险上了第一线就把此人抬高到一个道德完美的英雄地位，忘记此人在平日的生活里很可能贪得无厌，十恶不赦。最重要，还是体制问题，解决权责对应，信息对称，流通畅通的问题。

话说回来，其实，某些领导人像毛泽东本人也不是对这种体制的信息窒塞没有意识，从他经常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员利用回家休假的机会为他收集信息就可见一斑。问题是他们为何还要维系这种体制，答案当然是权力的需要。印度裔著名经济学家亚马o森探讨饥荒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发生中国那种大饥荒？”答案从信息的流通角度看，就是印度没有我们这种“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制度。信息垄断和扭曲不会到我们这种程度。这种制度的根本误区在于有意识无意识地不把人当做一个具有自主判断能力、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的个体，只是体制管辖下的一个近乎弱智、不独立的成员，缺乏判断的能力，只需要给予其些筛选过的信息就可。由此一来，信息被运行这体制的官僚冠冕堂皇地垄断，一般情况下尚可应付，但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社会可能因此就要为此付出灾难性的代价。

值得庆幸的是，因改革开放，这种计划管理体制被局部放弃；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体制相当的一部分架构依然在继续运作，有关公共生活的信息很当大程度上仍被垄断和控制，使得社会面临风险的防范和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的一两人，带有相当的偶然性。这不可能不在面临类似此次雪灾的这种大灾害时暴露出其弊端。雪灾已经成形，但迟迟不见相关单位的救灾动作，直到温家宝出面紧急南下，事情才出现转折，一如非典时胡锦涛冒险上街与人握手，都需要高层的超常的举措才推动庞大的官僚系统的应急运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体制的悲哀，民众的悲哀，甚至是这些领导人的悲哀。

风险文明就需要预防和分散风险的机制。因为其制度的弹性和动态，民主制可以尽可能地排除信息的垄断和决策者专断，同时，在信息渠道的多元之外，社会主体的多元也是为降低风险和应对风险提供了多元的选择。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那些公民社会活跃的国家，一旦发生灾难，往往是公民团体具有高效，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应该值得主政者深刻反省一味地限制自主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信息自由流通的弊端，检审那种计划体制的思路和制度的遗患。雪灾终会过去，但其应该被汲取的教训应该不应随着阳光的再现、冰消雪花而又消失于无形，那样的话，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