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元旦刚过，北京曝出热门罪名诽谤罪，缘由是《法制日报》记者被辽宁西丰县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的警察拘传，案由是“涉嫌诽谤”。有意思的是，诽谤罪立案拘传，不是由杂志社所属的北京当地法院，而是由辽宁西丰县赶来的四名警员。令人吃惊的是，地方土皇帝的权力伸到中央政法委主办的《法制日报》社辖属的《法人》杂志拘记者，弄权玩法到北京中央政法委门前，土皇帝的胆略与魄力，想不佩服都不行！

辽宁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道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事件。四名警员晋京前往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要抓朱记者。原因是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由于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于是得到冠以触犯国家法律“涉嫌诽谤领导罪”的高规格待遇。

综观国内所有发生的”诽谤领导”案件，都可以清晰地看见县市“土皇帝”们滥用公权的身影，其手段如出一辙：如发生2008年北京《法人》杂志记者“诽谤领导”案， 2006河南孟州“诽谤领导”案，2006年山西稷山“诽谤领导”案、2006年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2006年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1996年福建莆田“诽谤领导”案等等。所不同的是，发生2008年北京《法人》杂志记者“诽谤领导”案，滥用公权力度超出县市委书记可控的地域，延伸到首都和所有报道“诽谤案”的记者群体上。可以断定，这种不受国家法律和中央集权所节制的地方土皇帝膨胀权力，现在是一步一步地泛滥起来，其后果远比想象的更为可怕。

地方土皇帝滥用公权，总要为自己找个合法的理由，在所有“诽谤领导”案件中，凡应由“被诽谤者”自诉的案件，一律办成由司法机关介入的公诉案件者，无一例外地都会搬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作为合法性依据。因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在明确“侮辱诽谤罪告诉才处理”的一般原则后，还附带有一个“但书条款”，即“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正是这一条款成为公权力滥用屡试不爽的“法宝”。

2008年，北京《法人》杂志记者“诽谤领导”案，是记者朱文娜在《法人》杂志元旦刊发《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西丰县政府对其所拥有加油站拆迁补偿的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作为国家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文章，报道3天后，西丰县公安局干警携带对朱文娜涉嫌诽谤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要拘传记者朱文娜。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认为记者涉嫌诽谤县委书记，攻击西丰大好形势，严重危害到当地的社会秩序，“诽谤领导”案件必须公诉进行。

2006年，河南孟州“诽谤领导”案，是河南孟州籍东平、闫进先等六农民举报村办企业武桥酒厂经济问题，编发《正义的呼声》，历经５年的举报和上级的调查，最终酒厂被认定有四项经济问题涉嫌违纪，有两项涉嫌犯罪。可是，却出人意料－－孟州市委召集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以涉嫌诬告陷害罪，由公安机关立案，并经法院一审判决，以举报者6人犯有“诽谤罪”，遭遇半年牢狱之灾，两次被游街示众。孟州由“书祸事件”引出“诽谤领导”案，结果是游街示众和因言获罪。暴露出地方土皇帝的滥用公权，此案至今得不到任何纠正。

2006年，山西稷山“诽谤领导”案，是山西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和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与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就稷山县存在问题归纳成文，完成《众口责问李润山》一文，提出四问：首问书记李润山，朝令夕改为那般？二问书记李润山，为啥引资遭祸端？三问书记好威风，总统套间办啥公？四问书记财力涨，为何工资老不动？每“问”之下都有详尽的论证,文章署名“稷山笨嘴笨舌人”。并打字复印40份，分别邮寄给运城市委书记、市长，稷山县四大班子及各局办部分领导，共计37份。原本简单明了的举报、反映问题，因为摸到了“土皇帝”县委书记李润山的老虎屁股，结果是匿名举报者受到了“土皇帝”用法律公器惩处。由司法部门介入，抓人并进行批斗，以诽谤罪判刑。暴露出地方土皇帝的滥用公权，至今得不到任何纠正。

2006年，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是安徽五河县教师李茂余和董国平，通过手机短信，针砭五河县时弊的“顺口溜”，表达对学校人事安排不满，定诽谤领导罪。五河县动用了公安、国安、监察局、人大常委会、县教育局、电视台，警察搜家、通宵审讯、拘留10天、降级、撤职，记大过处分，罚款500元。暴露出地方土皇帝的滥用公权，此案至今得不到任何纠正。

2006年，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是重庆彭水县教委干部的秦中飞，用手机编首打油诗短信，讽刺县领导而被捕。彭水县动用了公安、国安、检察，被公安、检察部门以涉嫌诽谤领导罪刑事拘留、逮捕 ，送进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多，涉案株连很多人。彭水当局认为作法是错了，赔款道歉。

1996年，福建莆田“诽谤领导”案，是福建莆田梧塘镇党委书记林国奋，向中央等有关部门举报市委书记许开瑞、县委书记郑海雄买官卖官、贪污腐败等事实，附上当地老百姓反映其腐败，并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正是这些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便成了当时临如大敌的重大政治案件来查办。在市委书记指挥下，市政法委、国安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纪委等部门组成强大的专案组，大批人马查“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诽谤案”团伙，对写举报信“嫌疑人”排查、盯梢、跟踪、查笔迹、查向北京通电话记录、监听电话等，最后逮捕了林国奋。莆田当局撇开事实上存在的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以 “对现实不满，用民谣顺口溜诽谤县、市领导”，并强加上“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判刑６年。当时刑讯逼供、涉案株连很多人。暴露出地方土皇帝的滥用公权，尽管莆田许开瑞被中纪委刘丽英查处免职，郑海雄弃职全家离莆等，此案至今得不到任何纠正。

现代社会的“诽谤领导”案，无非是发条短信，写封举报信，传民谣顺口溜，讽刺、反映了黑暗与腐败的现实。结果遭到黑暗与腐败权贵，以光明正大的名义无情地报复和打击。综观以上发生的”诽谤领导”案件，尽管在情节上有所区别，诽谤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然而，由于所涉及的对象是当地的主要领导，因此，其结果都有惊人的相似：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主动介入，动用公权力对所谓的“诽谤者”进行拘留、逮捕，甚至判刑。

从发生在福建莆田1996年的“诽谤领导”案，到发生在北京2008年的《法人》杂志记者“诽谤领导”案，其时间跨度整整有12年，其间先后发生在各地范围内一连串的“诽谤领导”案，何止是上述全国各大新闻媒体报道的这六桩案件，现在发展到地方土皇帝，敢于变本加厉地把滥用公权的手，伸到与国家级新闻舆论监督的媒体叫板，伸到中央政法委主办的《法制日报》社辖属的《法人》杂志明目张胆地拘传记者，弄权玩法到北京中央政法委门前……，这一些，不单单是中国现代新闻舆论监督的悲哀！而且是中国现代法治的悲哀！更重要的是中央的权威，国家舆论监督的权威，受到地方土皇帝的明目张胆地挑战?！！

从辽宁西丰、河南孟州、山西稷山、安徽五河、重庆彭水、福建莆田六地“对“诽谤领导”案大张旗鼓的查处，仍至拘留、逮捕，甚至判刑，尽管在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报刊上、网络上一片声讨声。但是，“因言获罪”的从林国奋到秦中飞、李茂余、董国平、南回荣、南回荣、薛志敬、籍东平、闫进先、赵俊萍，甚至《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越来越多越广泛，无异于地方土皇帝在挑战法律！挑战中央的权威！挑战社会与舆论监督的良知！

为什么作为现行法律中 “告诉才处理” 诽谤罪，地方土皇帝却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由，进行公诉查处。无论上述所有的“诽谤领导”案公诉都不成立，但是涉案县市官员以行动证明“官即国家与社会”，证明土皇帝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证明官场中的利益就是社会秩序。其结果再次证实，地方土皇帝在滥用公权同时“诽谤”罪，成为土皇帝们最有力的保护伞！

上述六起“诽谤领导”案件，都有普遍的共性，是新世纪现代版的“文字狱”。这些县市党政第一把手受到公众、公务员、记者以短信、诗歌、网络言论、上访信件、新闻报导形式表示不满、批评或揭发时，便滥用职权直接指使或间接授意当地公检法机关，以“涉嫌诽谤罪、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当事人从快从重绳之以法，或处以行政拘留，或判处“诽谤罪”。

现代版的“文字狱”反映出来的实质性问题是：一、这类县官要么作为土皇帝，老虎屁股摸不得，要么贪赃枉法，有污点短处揭不得；二、这类县官辖地的公检法机关沦为了县官们打压言论的工具；四、这类公检法机关的一把手或是唯县官马首是瞻的溜须拍马者，或和县官是非法利益共同体。五、这类县官专权弄法是在维护专权、保护腐败、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其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这也是以“西丰事件”为典型的现代版“文字狱”给全社会的警示，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

以“西丰事件”为典型上述六起事件，并非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普遍社会现象。它们凸显出中国一些地方县市级官员们，特别是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们专制枉法、践踏民主、侵犯人权的张狂性和霸道性。这些县官恣睢妄为、专权弄法，肆无忌惮地侵犯扼杀或报复打击公民行使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批评权，甚至权令智昏到对行使舆论监督的媒体记者也滥用司法制裁，简直是明目张胆，疯狂到无以复加。

这些社会现象是和近些年来地方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岗位已成为贪污腐败“第一重灾区”密切相关的，为掩盖腐败或保护非法利益的县官们，必然要压制民主、打击舆论、钳制批评，而且也必然滥用职权、滥用司法进行报复。或许可以说，现在一些地方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岗位继成为贪污腐败“第一重灾区”之后，又成为了专权弄法“第二重灾区”。一些地方县市党政一把手岗位成为贪污腐败、专权弄法、压制民主的“重灾区”， 诽谤领导罪成为地方土皇帝有力保护伞，既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中共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必须消除的重大政治课题，换言之，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要加以解决、而且要大力解决的政治难题。

当今，中共地方县市政治体制和治理，仍然残留有历史的遗迹。中国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人治、吏治的遗风、积习，尚未得到彻底的根除。地方官员追逐权势、追逐财富、追逐享乐，贪污腐败、专权弄法、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政治基因，甚至变异成了难以治愈的政治毒瘤。唯有进行民主法治根本性改革才是彻底的根治之道，不二之法。必须以此替代那些治标不治本的政治改革，才是最终解决之道。

当务之急是，中共中央要高度重视，动员全社会行动起来，下大力气刹住县市主官专权弄法之风，严查严办，决不手软！ _(博讯记者：小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