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一代启蒙导师包遵信先生逝世。刘晓波负责组织了治丧小组，在网络发出讣告。此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大会也临近尾声。大会主席刘晓波委托秘书长张裕完成最后的会议议程，全力投入包遵信葬礼安排工作中。参加大会的会员们向包遵信先生致哀，独立中文笔会又损失了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会员，悲痛中会员们纷纷撰写祭文、挽联、诗词，悼念一代承前启后的启蒙者。

11月3日是向包遵信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仪式定在北京东郊殡仪馆。我乘坐深圳开往北京特快列车，2日下午赶到北京。列车上我不断接到深圳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劝告我最好不要参加包遵信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感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虽然离立冬还有一个星期，瑟瑟寒风已经袭来。

追悼会前

11月2日下午一下火车，我就乘出租车立刻赶到约定好的一家饭店。在那里我遇到了刘晓波、张祖桦、徐晓、马少方、周忠陵、温克坚、薛野等人，他们正在一个房间里忙碌。后来得知，刘晓波作为包遵信葬礼总负责，不顾发烧，坚持带病现场指挥；而徐晓，《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看起来一个弱小女子，却勇于承担了整个葬礼的策划、灵堂布置、音乐、纪念册等事宜，是葬礼的总操办；原团中央常委、宪政学者张祖桦，1989年春夏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马少方，刚被选为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的原北京大学研究生江棋生，以及薛野、周忠陵等人，都积极参与了葬礼的操办。一卷一卷的挽联摆在面前，据说大都是学者余世存的墨迹。我来到时，还有一些挽联需要抄写，江棋生承担了这项工作。期间，刘晓波、徐晓、张祖桦等人不断用电话联络相关人士，也不断接到关注包遵信葬礼的来电问询。

晚饭后，我与马少方、温克坚乘车到万圣书园的醒客咖啡馆，这里的老板是著名学者刘苏里先生，他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要不是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也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主题内容就是包遵信的葬礼。谈话间了解到北京警方非常紧张，已经找了许多准备参加葬礼的异议学者谈话，要他们不要参加第二天的葬礼。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一股不详的预感，事情看起来很麻烦。来北京之前，晓波就跟我说过与警方谈判的情况。警方曾经警告过主办人刘晓波，不要酿成政治事端；而刘晓波回应警方，祇要当局不干预，不会发生什么事件，干预才会酿成事端。但现在看来北京高层已经下令干预了。这时我的电话响了，看看来电显示，知道是深圳警方打来的。他们告诉我不要参加追悼会。我说我不可能不参加。他们说他们现在很麻烦，还说星期六（3日）不能休息了，要来北京。

很明显，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由于参加人数众多，让北京当局恐慌。他们惧怕的是政治集会，包遵信先生的葬礼恰恰是异议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葬礼的性质或许就是政治性质的集会。我们觉得当局过于焦虑，草木皆兵。有句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周恩来逝世，引发1976年的四五运动；胡耀邦的逝世，引发震惊中外的1989学生运动；赵紫阳逝世后，当局戒备森严。包遵信尽管是著名学者，不能与他们相比，但当局却借鉴历史事件，忧心忡忡，坐卧不宁。

追悼仪式

包遵信葬礼从3日上午11点开始，之前要布置灵堂、摆放花圈和挽联。早上8点钟，我与马少方、温克坚一同乘出租车前往东郊殡仪馆。下车后，停车场内已经有很多闲溜达的人，我们这些人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跟警察打交道多了，一看就知道哪些是便衣。

我们径直走向包遵信先生的灵堂，看到灵堂大门紧闭，晓波、徐晓等人在一边正与殡仪馆工作人员交涉。按规定，必须给予足够的时间布置灵堂，当局的刁难显然是事前商量好的。经过再三交涉甚至争吵，也许当局也害怕引起冲突，祇好同意打开大门。之后在灵堂外，我又发现刘晓波同包遵信家人一起与北京国保头目发生争执，原因是刘晓波从电话中得知江棋生、莫少平、浦志强、俞梅荪等人被警察堵在家里，甚至被抓进派出所，义愤填膺，认为北京当局缺少最基本的人性。后来得知，不锈钢老鼠刘荻和李海，他们已经来到殡仪馆前，仍被警察绑架到车上带走。

包遵信先生的葬礼，冥冥中的确安排是一场政治聚会。因为所有参加追悼会的第人，哪一个不是异议人士？大家也心照不宣，并非要等到11点钟才赶来，熙熙攘攘的悼念人群早早就站立在灵堂外。从外地赶来参加追悼会的异议人士很多，深圳除了我之外，还有参加六四后削法为僧的圣观法师徐志强和另外一位维权女士也从深圳赶来参加葬礼。广西、上海、天津、河南、广东、四川、河北等地都来了很多人，其中有学者、律师、维权者、商人等。

这些人聚在一起参加葬礼，同时又是彼此认识交流的机会，祇从这个意义上说，葬礼也是政治集会，祇不过没有人发表演讲，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提出什么政治主张罢了。很多人从未谋面，但谁都知道谁，因为大家的事业是一致的，那就是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有些也许在网上看到过照片，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看到著名女记者高瑜了。她说：“我们俩本应该一起参加塞内加尔国际笔会大会的。”我说：“是啊，应该是在今年香港的亚太国际笔会上见面的，可惜我被当局‘边控’了半年。”在休息室，与年过八旬的于浩成老先生交谈，他拄着拐杖侃侃而谈：“早知你赵达功的名字，没想到今天相见。”大有忘年交之感。

灵堂正面，刚毅、自信的包遵信画像挂在正中央，两边的对联是：上联：“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下联：“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悼念大厅堆满了鲜花和花圈，两面墻壁布满了挽联。

10点半多一点，包遵信先生的灵柩来了。灵堂外大家闪开一条通道，默默的注视着灵车缓缓过来。11点大家簇拥在灵堂内，主持人刘晓波宣布追悼仪式开始，首先由于浩成致辞，其后由包遵信先生的女儿包瑗致辞。遗体告别开始了。大家5人一排，向包遵信先生遗体三鞠躬后，依次缓缓走到遗体前，将手中的白菊轻轻放到遗体上，看最后一眼。许多人止不住眼泪，抽泣着。我走到包夫人面前，轻轻拥抱了她，与家人一一握手，祇有一句话：“节哀顺变！”

后记：深圳警察把我“接走了”

包遵信先生的葬礼中发生了许多故事。便衣警察混在殡仪馆工作人员中，监视着葬礼的一举一动。外国记者的采访摄影遇到了麻烦，与便衣警察发生了冲突，所谓“和谐社会”不揭自破。缺乏人性的中共当局，如何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葬礼后按照传统惯例，大家要聚在一起吃饭。菜还没有上完，我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声音很熟悉，那是深圳警察打来的。问我：“老赵，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吃饭”。又问：“吃完饭去哪里？”我说：“去火车站回河北家乡探望父母。”他还问：“几点钟走？”我一听就明白了，直接问：“你们来到北京了吧？”他说：“是”。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他们怕我滞留北京几天，当局担心的是政治聚会。是的，的确想在北京呆几天，毕竟机会不是很多，这里有很多朋友，都想见一见，聊一聊。但我还是不想与警方发生冲突，答应他们来聚餐的酒楼下接我。

警察来了，我必须走了。与大家打个招呼，我下楼了，坐上了有两个警察陪伴的出租车，到宾馆收拾行李，然后直奔北京西站。他们很“尽责”，我也很同情他们。星期六他们一早就从深圳飞来，都饿着肚子，但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就这样，他们陪同我到了河北老家邯郸……

有时想，这个国家政权是在折磨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

（2007年11月11日）

转自《北京之春》200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