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报》山西站记者兰成长在山西大同市浑源县调查无证煤矿生产的内幕时被当地一帮矿霸毒打致死。兰成长是刚刚被《中国贸易报》山西站录用，还在试用阶段的记者。可是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工作领导组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兰成长并不是记者，而是山西站临时雇佣的人。由此而简单认定，此起案件只是普通的刑事案件。

按理说，调查和了解无证开采或违规开采是那些有职有权、阵容庞大、装备齐整的相关部门的事，可是这些相关部门早已习惯前呼后拥式的检查阵势，即使下去，也只是雾里看花，难察实情，如此官架子十足的检查，只能被他人“牵着鼻子走”，既看不倒实情，也听不到实话，又何来线索，何来依据？

中国每年发生的矿难次数以及伤亡人数是排在世界之最的。对于专事监督的相关部门，的确是装备精良。就拿山西煤炭监管局，这个设在山西忻州的煤炭监管局，有员工十人，而配备的车辆就有九辆，拥有超大面积住房36套，房子面积最小的是140平方米。而办公大楼却是一栋3，000多平方米的所谓“培训中心”。拥有这些优越的条件，而对于所履行的职责，简直不能相比，因为山西发生的矿难次数在全国也是排上名次的。

其实，如今一些地方发生矿难之后，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的现象泛滥，特大事故往往伴随着黑幕重重。就是因为这些高高在上的监督者，太习惯于“登高望远”的检查和办案作风了。即使面对黑幕，他们那八面威风，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派头以及仍然用靠看材料、听汇报来了解实情的恶习，那拥有重重伪装的黑幕又如何会水落石出？

对于许多隐瞒不报的矿难，黑心的矿主不仅仅是隐瞒不报，还抛尸灭迹。是记者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只身“闯关”，切入内幕，与目标“零距离”接触，然后调查了解后报道戳穿了黑幕，并为公安部门最终破案提供了依据。

矿霸、矿主如此猖獗，就是因为地方官员目无法纪，为捞实惠而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一旦特大事故被披露之后，当地相关部门的领导往往是又是开会又是发文，仿佛他们对事故的发生重视得不得了。其实是他们在以此掩盖自身的失职。事后，这些失职单位和个人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追究。这也就是中国矿难层出不穷，永居世界榜首的原因。

兰成长的被毒打致死决不是事出无因，2005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的报道里称，已退休的原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王亚忱以顾问的名义进入“双龙”公司，不花一分钱将原本由高文华投资建设的商贸城据为己有。

而后，他又授意担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王晓云和任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的儿子王晓刚诬陷高文华“挪用资金”等四项罪名，将高羁押了11个月。2005年8月22日，王亚忱及其子女王晓刚、王晓云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中国青年报》，并索赔220万元，后经法院认定驳回起诉。

2006年10月24日，王亚忱及其子王晓刚等四人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职务侵占罪”案一审在辽宁省丹东市开庭审理。

“尽管警察承诺我三分钟赶到现场，但一刀子下去只要三秒钟就能完成。人就挂在那里了。”2006年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法院被近70人围攻，数日后面对媒体采访，刘万永仍心有余悸。

面对众人围攻、被人跟踪的那一刻，记者刘万永坦言，他非英雄，自己的确害怕了，放弃了当天下午的庭审。其实调查一个腐败的官员不可怕，但是勾结黑道的就不一样了，他可以找人害你，而且很彻底。

记者是一种对社会有很大影响力的职业，作为一个有良知和有正义感的记者，揭露黑暗，伸张正义本是义不容辞的事。可是政府的法律滞后，法制不健全以及地方官员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的现象突出。而政府对于说真话、实话的记者不是采取保护的措施而珍惜，反而是对说真话、实话的记者和报刊采取打压和施加政治压力及政治迫害。

《百姓》杂志编辑黄良天被解除职务一事，就是因为《百姓》杂志的严肃客观的调查报告披露了中国的实情而使得中国政府无地自容之后所采取的报复行为。

元旦以后，中国政府为了兑现承诺，准许外国记者更多的工作自由，可是同时又任由中宣部无耻地压制和监控中国自己的媒体。

记者兰成长的被毒打致死，说明了地方黑恶势力以及矿霸是何等的猖獗，对于记者的采访，如果一切都合乎法规和程序，他们又为何害怕记者的到来并将其置之于死地。而大同市所谓“打假”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人说兰成长并不是记者的话，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即使是临时雇佣，也形成了雇佣关系。况且现兰成长家人手中就有山西站开出的介绍信。所以《中国贸易报》山西站一定要以单位的名义要求法院严惩凶手，为记者兰成长讨回公道！否则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那将危及的是整个记者行业！

（2007年元月19日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