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两会”期间对外表示，中国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目前虽然呈下降趋势，但政府仍然要加大保护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力度。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首先，这个判断只是一个官方宣传，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未来进一步的发展趋势。据我观察，现在附加在土地上的负担越来越少了，国家以土地载体的补贴是越来越多了。农民真到了视土如命的地步，在今后的土地权限内划分，进一步明晰财产权这个过程和进一步的流动过程中，也就是靠市场机制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这个过程中，纠纷应该是越来越多，并且是越来越强烈。”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中国天网人权中心网负责人黄琦以“天网”两年前恢复开通之后收到的投诉案件数量为例表示：

“天网整个从恢复以来大概有两千个左右的投诉案件，特别是最近一年的案件当中，农民的涉农问题特别是土地的投诉占了将近一半左右。”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农民可以与当地政府以签定合同的方式对土地有承包期权30年。去年通过《物权法》还确保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所建造的房屋有所有权。然而，张教授表示：

“比如签合同，我当了12年书记，到第二轮承包，官方宣传的承包率是达到了98%，实际上是农民必须签。乡里报到县里，县里报到市里，市里报到省里，省里报道中央，不就完事了嘛。实际上96年、98年、99年的土地第二轮承包是走了过场的。”

张新光教授从1992年到2003年曾在河南省的一个乡镇担任了10年镇党委书记。既然土地承包期权不能很好地保护农民的土地利益，那土地纠纷发生后是否可以通过仲裁机制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在27个省、223个县区都实行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办法。对此，张教授以他所在的河南信阳为例表示：

“就我们信阳来讲，仲裁机构根本不起作用。现在农民都不知道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这个机构在哪里。作为土地的保护是很多个方面，首当其冲的是明晰产权，再一个是现在还在争论：怎么仲裁？没有主体、没有法人代表，仲裁谁呀？”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星期一的中外记者会上还说，中国土地问题总体上解决得比较好主要是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经营体制，土地落实到户。对此，黄琦认为：

“实际上在80年代上期，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拍巴掌，现在都过了20年了，还把这个陈词滥调拿到今天来说，真是显得很可笑。他可以去问一问那些农民。”

去年十二月，黑龙江省富锦市、陕西省渭南市、江苏省宜兴市和天津武清区等地农民发布收回土地的声明，宣布拥有他们他们各自村庄的土地，这对中国宪法中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说法提出了挑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