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杂志人员在内的三名四川记者涉嫌敲诈勒索一案日前开庭审理，引起各方关于大陆媒体潜规则，及各种限制困境的讨论。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据成都晚报消息，《百姓》杂志的新闻从业人员周贵清、刘鸿飚和《中国经济导报》驻四川办事处主任何广友上周六在四川接受审讯。检方称3人去年7月到双流县某镇，自称是记者，要对该镇一工业区存在违法用地等情况进行曝光，该工业区所属公司负责人迫于威胁给了2.3万元红包。对检方的控诉，3名被告均予以否认，表示从未威胁或索要过钱财，在平时的工作中，对方给点红包是业内不成文的规矩。

报道一出，立刻被各大官方报纸和网站转载，引起大陆业内很大反响。

曾被冠以中国良心媒体的《百姓》杂志，因多次曝光敏感题材受到整肃，在去年年初主编黄良天被调职之后，逐渐被改为非时事刊物，销量锐减。有网上评论认为，需要从其他途径创收以及新任主编的行事作风对辖下人员的行为有很大影响。

本台星期一致电北京《百姓》杂志现任主编康进昌，他否认其中两名被告是该刊物工作人员，并指报道对百姓杂志声誉没有影响，而且该刊的营运方面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

而一位不便接受录音采访的百姓杂志现职工作人员对本台说，被告中两人是百姓杂志的工作人员，她表示销量减少是事实，但对其他营运方面的细节并不清楚，因为目前杂志社运作完全不透明，不像黄良天任百姓主编时那样。

本台星期二致电现被调到同属农业部下辖刊物《农产品市场周刊》任主编的黄良天询问对该敲诈勒索罪的看法时，他表示不方便再就百姓杂志的事情发言：“ 我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现在也知道开庭，鉴于农业部复杂的这种人事关系，涉及到百姓的我不好说什么。但（庭上被告）他们说的应该是实话。”

一位不便公开身份的现任大陆新闻从业人员认为，行内收红包的潜规则和赋予聘用人员编采资格进行创收的情况向来都有，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制。他透露目前大陆的新闻媒体人员持有三种证件，一种是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但由于相关政策，该证总数量有限；第二种是经过该署培训并获得新闻编采资质却又申请不到记者证的；另外就是在种种新闻管制下，不能迎合市场需要的媒体为了生存经营创收，聘用非采编专业人员但给与新闻从业人员的称号和工作证。他说：“这样的事情像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这么做。追根溯源的话还是体制问题，从这个事情来看，大陆的记者从业处在灰色地带，工作的界限和范围都很模糊。”

他认为这一案件的曝光，并不能改变现状，反而在某程度上加强了对从事揭黑负面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的威慑，地方新闻宣传部门更将此当成维护政府和官员形象的政绩：“我个人认为他们并非针对这几个个人，而是要制造出以儆效尤的效果，既然你拿了人家的钱就可能出事，以后再来做这个报道，你就要掂量掂量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