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出版的《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呼吁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以户籍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为广大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中国的先哲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也就是说，教育应当不分阶级、不分族群。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孔子的理想在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实现，而在他的家乡、当今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反倒基本没有实现。作为当局智囊的中国社科院坦承，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为中国“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蓝皮书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蓝云表示，中国社科院能够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这是令人欣慰的： “实际上大家都意识到农民工对中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可是他们没有能够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甚至孩子的受教育问题也因为他们不是城市常住人口而被剥夺，这肯定是一个不平等的现象，应该解决。很高兴蓝皮书能够注意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蓝教授说，无论是从情理上讲，还是从法律上讲，或是从经济能力来讲，城市公立学校都不应该把农民工子女拒之门外：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法》是一个国家性的法律，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法律。所以，地方政府没有理由不提供孩子的教育。美国有类似问题，比如说很多区非法移民的孩子不能够享受公共教育。但是美国大部分地区，只要你还在这个地区，还是可以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国农民工是中国公民，应该保证他们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具体怎么做？我觉得在操作上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讲，什么样的人口算是城市常住人口？但是我觉得先把质量放在一边不谈，至少先要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好像是去年报上登的，苏州市已经做到了。民工的主要流向是有工作可以找的、能赚到钱的发达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所以，像广州长三角地区或者是北方的天津、北京地区的民工，这些地方都不是什么穷困地区。都应该有能力解决。”

社科院蓝皮书呼吁“以多种方式、多种渠道为农民工子弟提供教育机会”，对此，蓝教授谈了如下意见： “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学校上学，你说的多种形式的话，网络教育也不现实。农民工有多少上网的、或者有电脑的？所以，归根到底有可能的还是最基本的，就是传统的学校的形式。多种形式是不是说不光是政府办学，企业、私人、社会慈善机构群策群力，大家都为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做点事。企业现在非常有钱，他们能不能为这些孩子的教育做点好事？”

旅美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中国的户口制度分化了社会、撕裂了族群： “户籍制是50年代形成的，形成之后就有了现在这种城乡差别。当时农村没有商品粮，城市每月有商品粮供应，不管怎样都可以维持生存，有活下去的必要条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还是城乡差别相当大。城市有低保收入，农村没有低保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就是空白。”

记者：“以前附着在户口上的粮油关系，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刘念春：“油粮关系、粮票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在城市找工作，都要问你户口在哪？连法院判决都表明这种成分。”

刘念春讲起户口制度给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带来的辛酸境遇： “50多年的户口制度本身就是对农民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到城市，自己就能感受到这种歧视的存在，这种歧视好像不仅存在于政府，也来自于城市的人。因为农民和他们地位不一样，这也影响到城市的教育体系。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上学，班里的那种气氛也会对孩子造成影响。城乡差别不解决，就造成农村孩子的逆反心理。在美国有富人圈子，穷人圈子，反而穷人圈子可以远离富人，这种歧视不是如影随形地跟着。看不起可以躲得起。在中国是无处可躲。比如上学，这种歧视就存在，那就要看人脸色行事了。到城市坐车，人家一看就是农村来的，这种歧视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不可能躲。你在围城之中，包围着你。”

两年前中国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的失学率高达9.3%。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