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案例质疑中共政党“对公民应享的各项权益给予了充分保障”的标榜

——重庆市一位冤民“上访”长达34年的事实诉说着中共政府的专横与冷酷

不幸一生的由来

1972年2月，我决定去“大有作为”的农村插队落户，我的行动遭到重庆行政部门没有道理的阻止，并采取了措施使我寸步难行。政府的意志是不能违抗的，不论这“意志”是否有理。我当时年少不谙世事，意识不到这点，当后来我明白这就是强权特征时，我的人生悲剧己由此注定。

我当时不愿顺从政府的摆布，坚持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的选择，结果让我失去了参加工作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我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逐渐陷入困苦中。为了自己的前途，亦为了解决自已的生存需要，我不停地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申诉，据理力争自己参加工作的权利，但没有任何部门有兴趣为我解决困苦。我这一生中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无可奈何空耗在一年又一年的“上访”之中。

不幸加剧

困苦中的我不停地呼喊，直至1986年初，重庆政府终于正视侵权事实，以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和分配一间房子，作为对我过去“不幸”遭遇的“补偿”，对此，我表示了认可。接下来，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在这作为“补偿”给我的房子里仅仅住了一年，重庆区房管局竟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又把这间房子买给了他人，理由是便于管理，这使我由住公房变为住私房，问题在于，买房人拿着产权证要我搬走收回这间房子。我对该房屋有名正言顺的使用权，换个说法，我对该房子的使用权是用我“14年青春年华”换来的，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往那里搬？

为保住自巳的安身之处，我被迫又开始了“上访”，我心急如焚一次次向各级政府反映问题，但我遭到了政府各部门的推诿敷衍，房管部门竟然打发我说，这只能怪我“自己运气不好”，他们振振有词：这个世上不公平不合理的的事多得很，文革发生合不合理？有那么多人家破人亡，他们去找谁要公道？我当即反驳了房管部门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运气论”，可我无权无势，我无法让“公仆”们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我解决问题。

就在政府各部门对我的诉求漠然视之的同时，买房人以我侵犯了他的私有产财为由告上法院。1999年6月5日，渝中区法院应他的要求，用“强制执行”这个司法手段，强行拉走了我的全部家财，将我撵出了政府“补偿”给我的居住房。从此我失去了安身之处，窘迫万状地辗转借宿在亲朋好友家。更让我悲愤的是，法院为整治我的抗议，把我的家财扔在一个我不知的地方并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造成我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全部家产，包括我收藏的文革期间的珍贵历史资料、物品，还有我母亲留下的遗物等等，全在重庆法院的“强制执行”中，一件不留一样不剩的彻底消失！事后法院辩称：他们“执法”程序是合法的，我的家产被毁灭是因为我“不配合”法院执法。可是我翻遍了所有的法规，也没找到“我不配合法院执法，法院就可以让我倾家荡产”的法律条款。重庆法院毫无法律根据的对我惩罚性的“执法”，让我的家产彻底消失，使打有我生命历程痕迹的物品不复存在，这哀痛，是我这一辈子也无法抹去。

在我“倾家荡产”的灾难发生之前，曾有人对法院不顾历史原因要撵我出家门，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为我鸣不平，得到的答复竟是：这件事既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了，就算是搞错了也要错到底，把这法律我程序走完，以后再来纠正……。在他们的袖手旁观下，我“倾家荡产”的灾难铸成。重庆市立法监督机构的这种“错到底后再来纠正”的冷酷态度让我无法不愤恨：如果他们实事求是，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履行应尽的监督职责，何会给我造成“倾家荡产”的灾难？现在，谁有本事让“木己成舟”产生逆转，“纠正”还回我那些不可能再生的、与自己这一生息息相关的珍贵物品？！

专政打压

我的合法权益遭受重庆政府一次次的侵犯，竟连一个公民最基本的居住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不平则鸣”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以上网的方式向社会描述自己恶劣的生存状况，我实话实说，即没歪曲事实，又没造谣诽谤谁，可重庆的专政机关却认为我这是在犯罪，国安局、公安局轮番上门不断向我施威打压，一次次传唤对我进行训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监视我居住处。国安局认为我的“有感而发”危害了国安局，2002年4月4日在对我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审讯后，搜查我的物品寻找欲治罪我的“罪证”，并警告我不能与境外组织联系；2003年5月8日，公安局以我“上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名，抄了我借宿处并收缴我的物品，并警告我不能与法轮功搅在一起。

一方面我有满腹的冤屈向政府反映求助，无人理睬；另一方面专政机构却不惜动用国家机器，一次又一次的打压我的“不平则鸣”，这样专横霸道的事实，与中共政党“关心群众疾苦，尊重公民权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标榜怎么划等号？！

被愚弄的感受

司法机关对我生存基本需要的剥夺；专政机关对我“不平则鸣”的打压，让我鸣冤不止。至到2005年，重庆政府又一次似正视我的合法权利。2005年5月30日，在渝中区法院里，重庆政府、法院、公安、房管等部门摆出了还我“公道”的样子，但对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行政部门一次次侵权而带给我的惨重损失及留下的后患，却采取尽量忽略的态度，以一付救世主的姿态，口头承诺给我一间“安置房”，同时要求我在一份“承诺和保证”上签字接受：撤回向公安局讨回自已物品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再提起关于“不准下乡”之事、保证不上访等，如我拒绝接受这些不利于此后我维护自己权益的附加条件，我就得不到那间“安置房”，让我继续居无定所。

这是在还我“公道”，还是在继续践踏我公民权益？我想不明白。因此我致信政府对“解决结果”表示质疑，希望政府能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说出要我签字这份“承诺和保证”的公正性、合理性及依据，给我一个明白。

我自认我的要求并不高，就算我提出的要求“过高不合理”，政府于情于理也该给我一个回复，或反驳或解释，也算是政府对我公民权益的尊重和“对人民负责到底”的一种体现，可我没得政府任何只言片语的回应。

政府为什么对我的“质疑”置之不理？无人作正面回答，但我把政府各部门在不同场所不同时间的“表态”拿来作不理睬我的“潜台词”：我的命运不算是最悲惨的，多少还有一碗饭吃，想想社会上还有比你更不幸人，心里就平衡了；我没有房子住又不稀奇，社会上无房居住的老百姓多的是，政府在很多平民求房无望的情况下能给我一间“安置房”，已够重视我的问题了，怎么还不知足；“文革”期间发生的事情谁说得清？现任领导完全可以不管；写信到处告状，以为这样“闹”下去，政府就有“糖”给他吃，想得太天真了……。这些言论，每一句都经不起法规的推敲，但这却是政府各行政部门对待我的指导思想。有“公仆”说了：不认命，和政府斗，看吃亏的是谁？！

不尽的悲愤

重庆政府依仗权势给我一个不合理不公正的“解决结果”，我不愿接受，就让我转了一圈仍回到原来的位置，让巳是年老体衰的我依旧过着居无定所的痛苦日子。

从政府的宣传材料上、文件书本中，可以翻到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益很多，可事实上，“公仆”们的一个“姿意妄为”；一个“不理睬你”，就可以让“对公民应享的各项权益给予充分的保障”之类的承诺完全成为一纸空文。

重庆政府的虚假和冷酷要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想象的。一边我作为公民应享的各项权益始终得不到保障，对我的困苦熟视无睹；一边重庆高官们利用撑控的一切宣传工具，大肆渲染自己是如何在做“责任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让市民感受温暖的政府”；吹嘘自己是如何在“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干方百计为民排忧解难”。政府为什么要说一套做一套，欺骗我们？！

今年2月3日，痛苦中的我以题为“一公民权益被损害的诉求来信”，邮给在很多场合表示要“多讲真话实话、尊重民权、避免只把公平公正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重庆市委新任领导，表达我的诉求。在信中我特别强调自已这一生深受政府“不理不睬”之害，期望我的权益主张能得到政府合情合理的对待，我没得到任何回复。接着我又致信我所住地区的新任区委书记，请教：政府究竟有沒有回复我的义务？我为什么得不到公道？希望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仍是石沉大海。

我始终想不出重庆政府对我的诉求“不理不睬”的合理性；更想不明白政府挂在嘴边上的“保障民生”、“尊重民权”、“真心实意地解决百姓所亟需解决的急难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概念？用什么来衡量？我遭遇不公，使我长期无家可归，这难道不是“急”不是“难”？我一年又一年的反映求助，这不算是“亟需解决”的呼救声？

我并不奢望政府完全兑现那些动听口号，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为人最基本的道理。“冤有头债有主”，我的公民权益遭受到政府的侵害，给我造成了困苦，作为受侵害者我一年又一年向政府反映我的诉求，可政府置之不理，使其问题长期得不到公正合理解决。一个驾驶员开车时如撞倒了人，有逃逸行为，他将受到法律加倍的惩罚。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府却对自已的行为产生的后果采取回避态度，竟连“回应答复”这个起码的沟通姿态都没有，这“尊重和保障公民权益”、“实现公平正义”从何谈起？

政府不履行应尽义务，长期对我的诉求不理不睬，让载着我“利益主张”的一封封诉求信件全石沉大海，使我争取维护自己权益的“伸诉权”落空，这无疑侵犯了我的公民权益！可重庆政府竟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

2006年5月17日，在渝中区政府会议室里，重庆市委市府信访办回答我对“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的质疑时，理直气壮地说道：“政府不可能对每次群众来信都要进行回复”、“政府也不可能单独解决哪一个人的困难”、“对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市民应予以理解、忍耐，政府也有困难……”。这或许就是重庆政府各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长期对我的求助漠然视之的理由。这“理由”昭示中共政党标榜的“对信访人申诉、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复”、“增加了畅通信访渠道，促进群众反映的及时得以解决”、“更好地保护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等等，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口号而巳！

我曾顽固地不愿相信，中共政府会以谎言假话来欺骗愚弄我们这些可怜的平民。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一年复一年的向政府反映我的诉求，在困境中我苦苦地盼痴痴地等，望眼欲穿，期待能通过政府自巳规定的正常渠道使我反映问题得到解决，岂料政府言而无信，致使我在徒劳的期待中空耗生命。30几年漫长岁月的“上访”，埋葬了我这一生的美好理想和人生抱负，同时也使我失去了常人的欢乐与人生幸福。回想起自己这几十年徒劳“上访”的痛苦历程，让我不止是悲痛，更是愤怒！！

重庆政府尊重和保障我公民权益“有困难”，表现出令人绝望的麻木不仁，但在惕防我是否会进京“上访”，却表现出“无所不能”积极与富足。每年“两会”召开期间，派出所、居委会受有关部门的指示，频频上门来对我进行带威慑色彩的“关心”，毫无困难地监视着我是否会“越级上访”。

政府阻挠、限制公民“进京上访”究竟有何依据？进京“越级上访”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并不违法，可这竟然成为中共政府打压的目标。尤其是每年的“两会”期间，政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定方案、定目标、定责任”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对进京寻求公道的“上访”公民进行大规模的围堵拦截，滥抓滥捕，表现出来的本事和疯狂劲，简单让人目瞪口呆！还有，出现在某些乡镇上的“上访一次罚款两百，上访两次罚款四百”、“坚决打击越级上访”、“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等横幅标语，这些都是政府明目张胆违法的证据！

按照相关规定，政府履行职责应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对照法律，政府不该干的事却全力以赴，如此错位的行为，不仅彰显出政府的专横霸道，更严重的是恶化了社会环境，激化了矛盾，使原本起因简单的一件件小纠纷，变得越来越复杂，加大了访民的冤苦，最后演化人生悲剧。我这一生的遭遇就是证明！

中共政党希望百姓永远拥护他，但却如此倒行逆施，滥用政权、恃强凌弱、践踏民权，天下有这样的逻辑吗？肆意侵害了别人，还要别人喊“万岁”？这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我的观点

中共政府各行政部门对公民基本权益的藐视；对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的冷酷无情、愚弄和蛮横，我的感受太深了！

政府官员们为什么漠视平民疾苦，对上访群众的呼声求助置若罔闻，不理不睬，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缺乏监督制约，使得“公仆”们没有了责任意识和行政道德。

比如说，国家信访局曾承认，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可又有多少因为“不作为”或“乱作为”而导致群众反复“有理上访”、促发事态恶化、予盾蔓延的“公仆”受到惩罚？依法追究过他们的失职、渎职责任？

由于“公仆”们的行为受不到监督，没有一套约束“公仆”们的责任追究机制，政府行政部门可以不为自已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所以大大小小的“公仆”们不作为或依仗手中权力肆意妄为，什么人权保障、公民权益，全以他们的自我感觉为标准，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不幸遭遇上“公仆”们为所欲为的侵害，要想寻求公道，没门！我就在政府行政部门依仗手中权力制造的苦难中无可奈何的扎挣了30几年，至今，“公道”对我仍是渺茫茫！“我不理你不给你公道，你又怎么样”，这就是一个不受监督、制约的一党专制政权，对上访冤民表现出的霸道心理！

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竞争对手的挑战和监督制约，产品质量、服务态度肯定底劣。一个国家的管理何尝不是这样。我常在想，如果实行“多党制”，党派之间互相竞争互相监督约束，其结果会是“渔翁得利”。“渔翁”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上告无门几十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据报载，美国所有的参议员众议员都向民众公开自己的网站、电话、电邮，随时恭候民众的求援求助，大致国家大事，小致个人问题，都可以向他们反映请求帮助，伸张正义。有效地减少了不公正不合理事件的发生。

可一党专制下的中国，我遭遇上不平事，除了一年复一年的“缠访”撑控着一切国家资源的中共政党，乞望他们开恩保障我的公民权益，我还能去求助谁为我主持公道？找人大代表？找政协委员？他们名曰对政府行政“肩负监督责任”，但实际上他们必须与中共政党“保持高度一致”，有事实为证：中国的贪官污吏有几个是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揪出来的？！

不合理而又缺乏监督制衡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注定了我等访民的冤屈是很难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我们的公民权益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中共一党专政不符合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有那么一天，中国象国外一样将国家管理也纳入竞争机制，由谁掌权执政？“竞争上岗”，只有这样，执政者才能真正做到执政为民，认认真真地为群众排忧解难，道理很简单，你漠视我民权，专说假话空话，我就不选择你，不给你“姿意妄为”的机会。

也许，只有到那时，才是我们冤民苦难结束的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