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2日早晨6点左右，鲁礼安先生在自己家住宅院内万松园路中奇欧式花园楼下晨练，半小时后，其妻王福君发现鲁礼安失踪。家人遍寻无果，当日，到附近的万松园路派出所报案，到今天已经是鲁礼安失踪的第五天，所有得知此讯的亲人朋友万分焦急。

鲁礼安是文革时期武汉地区“北决杨”大冤案的首位受害人，从1968年到1979年，被单人监禁十一年。出狱后，鲁礼安曾顶父亲职到湖北阳逻船厂工作，八十年代末进入外商公司，九十年代开始写作《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鲁礼安著王绍光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05年底，为了照顾年逾八十的老母亲，鲁礼安退休，与妻子王福君从杭州回到武汉。在照顾母亲的同时，鲁礼安开始紧张的写作。他访故人，寻旧址，写下《与曾思玉将军书》以及题为“昨夜星辰”的一系列怀念友人的文章，其中大多数都存在他的电脑中，未最后定稿，一部分见之于网络刊物。

在给友人的信中，鲁礼安说：

最近几年里，见证了太多的死亡，感觉生命确实就如同一根脆弱的苇草，随时都可能折断。所以，有什么未了之事，得抓紧去做。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去年年底，在“仰天长啸”出版发行后，我不惜失去一份待遇优厚的外企的工作，从杭州辞职回到了武汉，想在这块“根”的所在地，发掘那段须臾不能忘怀的历史。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值得的－我已经收集到与“扬评”有关的几十篇重要文章。说来有点意思，是从一位前“百万雄师”的区一级宣传部长手里得到的。自然，当年（1969年8月）是作为“反面教材”翻印的，题目就叫“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谢谢这些翻印者，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过些时，我还能弄到我在“敢死队”期间发表的许多文章。等到全套“扬评”也集齐后，我将着手“复盘”――即将文革中我和我的战友们发表的文章，连同批判、攻击我们的那些来自群众组织和官方的围剿文章，摘其重要者、有代表性者，一字不改，并加上详细的说明，汇编一册。我想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对于文革中“新思潮”的研究，会有相当的意义。想一想，数十篇脉络联贯的包藏着“叛逆”气息和独立思想的“旧作”，历四十年而重新“出土”，岂不是一块极俱“考古”价值的“活化石”么？当然，只是对文革研究者而言。大多数的文革过来人，早已因对那些遥远的往事不堪回首而“心如死灰”。

长期的监禁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鲁礼安经常遭受失眠症折磨，这一顽症近年来发展得日益严重。今年一月，根据医嘱，鲁礼安开始服用治疗悒郁症的药物，并对医生表示有悲观轻生情绪。

鲁礼安4月12日失踪后，亲人发现他未带手表、家门钥匙，并找到给妻子寥寥数语遗言，落款：安安绝笔。

鲁礼安妻子王福君女士当即向万松园派出所报案，并连日向派出所查询。但至4月15日上午才发现，一楼接警的警察将报案申请随手放入桌子里，并未做任何处置。4月15日上午，王福君再次到派出所求助，得到派出所胡警官帮助，填写了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表格。王福君目前仅有的线索是鲁礼安带有自己的手机，手机号为：13294110574.王福君恳求警方根据这一线索，寻找鲁礼安。胡警官答复，目前派出所能做的就是将失踪人员信息上网。如欲与电信部门配合，需公安局相关部门批准。王福君昨日、今日一直往返于汉口的大街小巷，希望得到邮电公安大队的协助，能够根据这一手机的线索，查找机主去向。

鲁礼安的家人和友人连日来多次拨打这一手机号，均无人接听。传来的话音是：已转秘书台。王福君说前两日拨打这一手机似有人接听后挂机。

鲁礼安今年六十一岁，身穿麻色外套，内穿红色运动衣，运动鞋，带眼镜，头发花白，武汉口音，因服药，神情略显木纳。

鲁礼安的亲人朋友目前焦虑万分，特向社会各界求助，请大家想方设法，帮助寻找鲁礼安下落。如有线索，请联系：王福君：027 65040289

2007年4月14日登出的寻人启事：

新房没选好引整日自责抑郁症病人离家出走！

2007-4-14 11：31：00源自：武汉晚报

李红鹰

花几十万买的新房有瑕疵，61岁、患有抑郁症的鲁礼安先生病情发作，离家出走。昨日，王女士恳请读者帮她找找丈夫。据悉，今年年初，鲁先生夫妇花尽积蓄买了一套新房，交钱后发现房子旁边是一条铁路，火车的鸣叫声时时响起。鲁先生整日坐卧不宁，自责不已：“我怎么犯这么大的错？这以后怎么睡觉啊……”12日6时许，住在汉口万松园路的鲁先生到楼下锻炼后失踪，家人四处寻找无果。

联系电话：65040289

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仰天长啸

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鲁礼安著 王绍光校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关于文革中异端命运的一篇真实的历史记录

这是关于文革中“异端”命运的一篇真实的历史记录。作者在书中以毫不掩饰的笔触，极其坦诚地记录了自己文革之初响应号召奋起“造反”时的狂热、愚忠和迷惘；狂热后的反思，反思中对真理的探索，以及随后蒙冤入狱所受的苦难，和在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里，是如何抵御黑暗、战胜孤独，经受住了单人牢房这种被恩格斯称为“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长达十一年摧残的心路历程。

在国人似乎普遍患上了“失忆症”或“失语症”的今天，《仰天长啸》这部堪称那一特殊时期活化石的作品的“出土”，不但可以帮助读者对那一时期狂热的政治、畸形的法制、恶劣的人权状况和大墙里的监狱内幕有一个深刻的审视，而且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了解“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的心态轨迹，以及文革中极左思想与“异端”思潮衍变过程的有价值的原始文本。

作者鲁礼安，湖北武汉人，1946年11月生，原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船舶系65级学生，文革初期为武汉地区红卫兵中最有影响的“笔杆”。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攻”罪名被捕入狱，后又因涉及“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关押。1979年底，“北决扬”被认定不能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中共湖北省委鄂文1979第70号档），作者因而获释。出狱后，作者用近十年时间写出这本“狱中吁天录”，使一段尘封数十年的文革“秘史”得见天日。

校读者王绍光，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继续深造，先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武汉市堤角中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其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相关著作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等。

“鲁礼安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了出来……他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姜弘（武汉市江汉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他参与、见证并记载了历史──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证人勇敢地站出来。”——余杰

来源：来源日期：2006-1-24本站发布时间：2006-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