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号的《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有关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情况的报道；报道说，民间组织的发展，有助于问责制的建立，有助于使中国的威权社会变得较为开放。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贵州民间权益活跃人士曾宁表示，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令他感到高兴；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民间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维护公民各方面权益，包括经济权益、社会权益甚至政治权益；还有就是以其他形式，比方环保的形式出现的民间团体。”

但是他指出，政府对于民间组织不持鼓励态度：

“中国政府对民间团体的态度还是打压、限制多于承认、容忍。”

但是曾宁说，中国政府感到组织性高、政治性强的民间组织是一个威胁：

“这种民间团体的存在有一定的组织性，对于任何专制政权坚决地不能够允许准组织或者是组织型的这种团体的存在。因为准组织或者组织团体的存在是对任何专制政府的一种潜在的威胁，甚至是直接的挑战。所以这个根本的原因使得中国政府对以环保形式出现的民间团体基本上都是限制多于容忍，因此对于那种意识形态或者是具有政治性的那些民间团体，它是绝对不能够允许它的存在的。”

但是，曾宁说，民间组织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前提；但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社会朝着民主化迈进和转型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或者说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成型、成熟、公民社会的建立。我想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成型和成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民主要想在中国社会实现是非常困难的。怎样逐步实现中国的公民社会？这有待于整个中国公民素质、公民意识的提高。包括公民意识和素养的培养。”

在美国的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中国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形成一个公民社会：

“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中国不会循序渐进地出现公民社会，不可能。一党专政和民主社会是水火不相容的。”

刘念春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自己的外围组织方面历来很下功夫；比起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来，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还很弱小：

“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多少？比如妇联、工会、共青团也可以算，还有科技、7、8个民主党组织，各种各样的协会都是一直被牢牢控制的，这些外围组织要和新成立的这些组织比，人数也要多得多。所以他说的一些组织，共产党早就有了，不是今天才有，从刚建国时这些外围组织就存在了，一直抓群众路线，把大部分力量用于建立这些外围组织。”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民间组织活跃人士在谈到自己所受启迪时，不大提到“西方”的影响，但是他们很多人承认，他们的目标恰好就是在中国逐步实现民主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