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原本就是农民工，但是在自身维权、帮助亲友维权过程中，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和维权技巧，通过低廉的收费和有效的维权，在农民工中积累了一定的声誉和信用，逐步成为职业维权人。他们普遍实行“风险代理”，承诺“打不赢官司不要钱”。由于没有律师资格证，他们在法庭上只能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出现，打赢后按一定比例收取报酬。珠三角农民工亲切地称他们为“农民工律师”。

“打不赢官司绝对不要钱！”

“打不赢官司绝对不要钱！”在珠三角专门从事农民工维权的张有合对半月谈记者说，“我代理80多起针对劳动部门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还没有输过一起。”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张有合，是四川渠县农民。2000年，被供职多年的企业无故辞退，张有合花2500元聘请律师打官司，没想到律师被企业收买，官司一审败诉。后来张有合去深圳市司法局上访，一位老同志给他一本劳动法，要他学会依法维权。二审时，张有合对照劳动法生搬硬套，竟然打赢了官司。此后，张有合逐渐走上了为农民工打官司的职业道路。

张有合只是“农民工律师”群体的一个缩影。在珠三角工商部门注册“万事解劳动争议咨询服务所”的四川大竹县农民朱兴银说：“我打劳动争议官司的水平比有些专业律师还要高，找我打官司的人太多了，忙都忙不过来。”目前朱兴银已代理了600多起官司，累计为农民工讨回工资、经济补偿金、工伤补助金等超过100万元。

据记者调查，除了走登记注册一途，有些“农民工律师”选择投奔律师事务所或某执业律师名下，以律师助理名义开展业务，还有的干脆什么手续也不办，就靠老乡或客户的口碑接活。

由于承揽劳动争议官司的数量和输赢与个人收入挂钩，这些职业维权人士打起了“游击战”，哪里有劳动争议发生，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帮农民工出主意、想办法，提供咨询。有些“农民工律师”还印制卡片向农民工散发，告知哪些企业行为是侵权行为，通过法律渠道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补偿，等等。

农民工欢迎，企业主头痛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农民工律师”在代理官司时，对每宗案件要预收代理费50元～1000元作为交通费、材料费等前期支出，待到农民工打赢官司拿到现金后，再按事先约定比例提取报酬，最高不超过农民工所得现金总额的6%。如果输了官司，所有的预收费用都要退还给农民工。由于不需要承担风险，这种代理方式深受农民工欢迎。

朱兴银说，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开3个庭，目前找他接洽、准备进入诉讼程序的劳动争议案件有300多件。在朱兴银的服务所，记者注意到，不到2个小时就来了4批找他代理官司的农民工。

“农民工律师”的出现使得农民工主动依法维权的意识大大增强。在珠三角地区，一些农民工主动向“农民工律师”反映企业违规违法行为，以方便后者及时汇总各种证据，向劳动部门举报。按当地有关规定，企业超时加班一经查实，劳动部门可按每人每小时200元标准对其处以罚款。2005年4月，深圳一家电器厂迫使500多名员工超时加班。这一事件被“农民工律师”举报后，当地劳动部门最初决定对企业处以10万元罚款，因其整改到位，最后罚款2万元。

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杨知义说，职业维权群体的出现使劳动者对企业违法用工投诉量明显上升，劳动部门对企业的处罚力度也得到强化，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违法成本，迫使他们守法经营。

“正规军”缺席必然产生“游击队”

珠三角“农民工律师”群体兴起的背后，是农民工维权代价的高昂以及执业律师的缺席。

来自湖南岳阳的李四军是深圳市一家五金模具厂的工人。2007年，李四军因工负伤，但每次找老板时总是被推脱。“找政府没人管，给媒体打电话又说没有新闻价值，正规律师又请不起，我只好找‘农民工律师’。”李四军对半月谈记者说。

据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统计，农民工讨薪案件实行“一裁两审”制，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农民工走完一起案件所有程序，至少需要直接支付各种费用920元，至少耗时11天～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元～1050元。工伤案件的处理程序更为复杂。一起工伤案件，农民工走完所有程序一般需要1286天（约3年半），如果用人单位设置障碍，维权时间可能长达1932天（约5年多）。

另外，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缺席，也为“农民工律师”提供了生存壮大的土壤。由于成本高收益低，越是名牌的律师越不愿接手劳动争议案件。据说，某经济发达城市的律师协会曾向当地司法局建议，希望全部退出“耗时不见利”的劳动争议案件代理。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副局长许进说，宝安区外来务工人员500多万人，大小企业6万多家，而专业律师不足400名。“正规军”缺席必然产生“游击队”。

四川达州市农民田德伟说：“农民工自己维权成本太高，一个官司往往要缠上一年多时间，有时打官司赢的钱还不够成本花费。现在委托‘农民工律师’全权代理，省时又省钱。”

利大？弊大？“农民工律师”引发争议

珠三角“农民工律师”普遍认为，他们为珠三角17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一条省时、省钱、便捷的法律服务途径，引导他们走依法维权之路，因而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臣”。“农民工律师”秦海峡、张学武告诉记者，他们帮助农民工打官司，既改变了劳动监察人员长期“被动监察”的局面，督促他们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也给违法用工企业施加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在深圳，企业违法用工行为减少、劳动者权益不断得到改善，这与“农民工律师”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

但是，珠三角地区的一些法院和劳动部门则认为，“农民工律师”实际上就是“黑律师”，他们挑动劳动者提起诉讼，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生产秩序，影响了投资环境。

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副局长许进说，目前在宝安区工商部门注册的劳动争议咨询服务机构就有23家。这些民间维权机构在2006年针对区劳动局提起的行政复议案件就有260多起，使得劳动部门疲于应付。宝安区一些法官认为，审理这些案件消耗大量精力，对解决农民工经济权益没有太大作用，受益的只有“黑律师”，他们为了谋取代理费不停“兴讼”。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冯健说，职业维权群体虽然降低了农民工维权成本，但却增加了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由于“农民工律师”的介入，以往很容易达成调解的案件现在难以调解，劳资纠纷久拖不决并不断升级恶化，不利于真正保护农民工权益。（记者  张军　秦亚洲）